姐夫 Raymond 给我看他珍贵的一帧旧像片，是几个小伙子在一个家庭圣诞舞会上的合影，背面用英文写着" The black seven in the M . I . D party .10thDec1940"。" Black Seven "是"七条黑汉"，乍听起来挺像是部好莱坞惊悸影片的片名，或是哪个番邦黑帮组织。其实都不是，那仅仅七个常常聚到一都玩乐的后生一又友，为着好玩所起的一个称号。当晚其中有一个东说念主并不在场，因此这张像片上惟一六东说念主。

这"七条黑汉"都是那时圣约翰大学的学生，但并不在统一院系，也不属统一年级，年龄上稍有错杂，但都在十八岁至二十一岁之间。

1944年的七条黑汉

据 Raymond 回忆，当晚参加这舞会的有三四十对舞伴，地点是在一位姓刘的同学家里，那位同学是那时有名的实业家刘吉生的犬子。

刘吉生是刘鸿生的胞弟，刘氏昆玉是那时在国内享有闻明的民族资木家，与那时的荣宗敬、荣德生昆季并称中国实业界威信，筹画机械制造、木柴、毛纺、造船等工业，开设了许多工场。解放后刘鸿生一直留在国内，直至逝世，生前有卓著高的政事和社会地位。

刘吉生那时的住宅在上海法租界巨泼籁斯路上，是一幢英国维多利亚期间神色的豪宅，共有四层，房屋面积达三千八百日常米，屋前有座典型罗马建筑气派的庭院，庭院周围巨木参天。以其建筑领域和所具的艺术作风而言，即使是香港首富李嘉诚在山顶的豪宅亦然可望不可即的。

字据历史尊府纪录，1945年日本晓示遵从之后，首批到达上海的友军代表好意思国陆军中将魏德迈即是下榻在刘吉生家中的。

上海解放前夜，刘吉生合家迁居外洋，解放后这幢房屋便由政府剿袭当作华东体裁责任者协会办公风物，以后华东文协改为中国作者协会上海分会，仍在那里办公，数年前更名为上海市作者协会。作协的机关刊物《收成》、《上海体裁》、《海上文学界》和《上海文化》的剪辑部都设在内部，因此上海的体裁责任者和体裁爱好者对这方位都该是挺熟悉的。

文革事后，我曾在这幢屋子里责任过多年，可说对内部的一砖一瓦、一针一线都颇为熟悉，因此我能鉴识出这帧像片恰是在刘宅底层西厅中拍的。那间厅内部东首有一座可容五至七东说念主乐队的音乐台，乐台对面那大扇玻璃移门可以向双方推开，这么便能使西厅和近邻的大厅衔接，两厅相加的面积在两百日常米以上，领域卓著于当一家中型营业性舞厅。紧记80年代某个除夜，作协举行会员联欢舞会，来了两百多东说念主，但也不见拥堵。

把话题再拉回到那帧半世纪前的旧照上。

顾虑 Raymond ，像片上还有一个东说念主亦然我意志的，即是左边第一个，肉体较为瘦小，剪着个圆平头，咧着嘴，满面笑脸的阿谁东说念主。

此东说念主姓金，英文名字是 Jimmy ，按照那时教化学校中的老例，意志的东说念主都唤他吉好意思金或是 Jimmy King 。天然他还应该有个竖立后登记户籍时所起的汉文姓名，但由于在应答场合中从不使用，因此险些没东说念主知说念，就连一些那时和他来住得十分密切的东说念主也不晓得，到当今天然更无从考稽了。

所能知说念的仅仅他是那"七条黑汉"中年龄最大的，在拍那张照片晌应是二十一岁，那时依然辍学离开了圣约翰大学。

对他的门第知之者也甚少。圣约翰大学是好意思国基督教圣公会在1882年来中国创办的一所详尽性大学，有文、商、农、医和神学各所学院，是中国东南沿海几省中最贵族化的大学，许多政府显赫和沪上富豪都把子女送到那里去上学。学生中常有东说念主领导着告诉别东说念主，这是某府的密斯，这又是某家的令郎……也常有东说念主在同学中自豪我方的老子或某个支属是什么什么东说念主。但吉好意思金却从未在同学中详备先容过我方的家庭布景，只说父亲是做生意的，但按常理推测，能有经济要求上"约大"的至少也出自中产以上家庭。那时，小康东说念主家的孩子能念完中学（非贵族化的）已算是可以了。

既无煊赫的门第，也无出众的仪容，又不是篮球、足球、垒球校队中的明星，吉好意思金却能在同学和学友中有着卓著在的名气，这全仗他能玩得一手挺好的爵士音乐，弦乐器、管乐器和敲击乐器足够来得，其尤以吉他（包括夏威夷吉他和西班牙吉他）更为纯熟。

那时是珍珠港事变之后，日本戎行已进占上海的全球租界，圣约翰大学也被剿袭，英好意思籍矜重都被关进了敌侨逼近营，校内的外籍矜重换成日本东说念主和德国东说念主，每年例行在交谊厅中举行的圣诞舞会也不再举办。这么，吉好意思金和他那些爱好玩奏爵士乐的一又友便失去了大显神通的契机，但中微型的家庭舞会仍旧如常举行。固然大都舞会放音乐唱片伴舞，但如若有一支微型乐队到场伴奏则会给这个舞会增色不少。因此在祯祥夜和除夜，吉好意思金和他的乐队同伴们就会在各个"派对"之间驰驱着，在这家奏上一两个小时，立即打理乐器赶往另一家，就像评弹艺东说念主到处在"赶场子"那样。这么，便更提升了吉好意思多在大族年青东说念主圈里的知名度，同期也交到了更多的一又友﹣﹣尽管其中有不少是酒肉一又友。

抗战得手后，无数进内地后方去的上海东说念主复归故土。死灭时期一度低迷的上海文娱业出现了空前兴旺的局面，酒楼、餐馆、剧场、舞厅等纷纷复业或开张，上海滩重又复原了灯红酒绿、城开不夜的富贵局面。

开舞厅要害的一件事即是聘用乐队，一支乐队演奏质地的优劣，奏凯干系到这家舞厅的品位、声誉和营业，这风趣是无庸赘述的。因此，那时上海那些第一流的舞厅和夜总会如仙乐斯、百乐门等都派东说念主专程到马尼拉去花重金请来有名的菲律宾乐队到场演奏，即使一些二流舞厅如米高好意思、高士满等也都设法聘用菲东说念主乐队，用以领受顾主，惟一那些三四流的小舞厅如小都会、大天下和伟达等才是华东说念主乐队的容身之处。

但在1946年近岁尾时，上海的市民都在本埠的两份大报《文书》和《新闻报》上同期看到交流的两侧大幅告白，内容是预报"吉好意思金大乐队"将在新仙林舞厅登场伴奏，并还宣传声威之强可称空前，因为乐队成员有十五东说念主之多，在东说念主数上远远压倒了上述总计的菲东说念主乐队。这则告白在两份大报上连登了三天，上海凡看报的东说念主险些都看到了。

那时，豪阔东说念主家的子弟玩一些泰西乐器是件讲求玩意儿，不但可以自娱，还可以在 party 中出出锋头，也容易受到女孩子们的贯注，在不少场合中更会受到同阶级小伙子们的可贵以至吃醋。但如若信得过"下海"去当专科乐手，即东说念主们所说的"洋琴鬼"，那即是另一趟事了。那时"洋琴鬼"的社会地位是很低下的，尽管上海有不少大族子弟狂热地珍惜哈雷·杰姆斯（ Harry James )、汤好意思·杜赛（ Tommy Dorsey ）和亚狄·肖（ Artie Shaw ）等"洋琴鬼"，但对我方身边的"洋琴鬼"从实质上如故瞧不起的，都以为当"洋琴鬼"的顾虑吹打之外，所颖异的仅仅酗酒和与舞女、女乐们厮混。

以吉好意思金的家庭出身和他那圣约翰大学的学历，从原本的"票友"认真"下海"当了"洋琴鬼"，确乎是使一些意志他的东说念主感到因惑不明，有东说念主揣度他这么作念是为了能出更大的风头，也有东说念主揣度是由于经济原因，因为在一家大舞厅里当乐队工头应当是收入深奥的。

但尽管感到困惑，捧场的还都会去。

新仙林舞厅坐落在江宁路近静安寺路口处，那时和西面的百乐门、东面的仙乐斯、对面的大都会合称为上海"四大舞厅"，新仙林由于屋前有一大片花坛，占大地积比另处那三家都大，厅内的舞池和座位也比那三家更多。吉好意思金乐队在这里登场记号着华东说念主乐队初度参预上海的一流舞厅。而且那则告白中也并未炫夸，这支乐队确乎有十五名乐手同期演奏，乐手多了，各式弦乐、管乐和敲击乐的乐器便愈加都全，在声势温顺氛上同那些菲东说念主乐队比较，已占了压倒上风。那些乐手都是二十岁不到的小伙子，有的还在大学里读书，演奏时刻也许不足那些菲东说念主乐手来得娴熟，但都有着股芳华的干劲，在这小数上是很能蛊惑那些年龄相仿的后生男女的。因此自从这支"大"乐队登场以来，新仙林的生意一直繁盛不衰，每到周末和沐日，茶舞和晚舞都要不断临时添加座位，舞池中常会挤得水泄欠亨，就像脚下的一些迪斯科舞厅那样，但舞客仍是活水游龙而来。

到夏日时，天天德州app中国网入口在室外拉起彩灯开夜花坛，既能歇凉喝冷饮，又能舞蹈听音乐，所费也不算浪掷，这么天然来得更多。

我即是在这段时刻满意志吉好意思金的，并不光为去舞蹈或摆"测字摊"，这支乐队中有一位姓周的西班牙吉他手和一位姓陶的饱读手是我中学里的同学，我和其他东说念主相通，都是为了捧场而去那里的。

1947年，新仙林又分歧举办了好意思国和拉丁舞种的比赛。不少文娱性小报的记者到场采访报说念，这就更使吉好意思金乐队的申明大噪。

其中赢得吉特巴舞冠军的是一双姓宋的兄妹，那位妹妹以后在上海法政学院中成为我的同窗，但未毕业便去了香港。我到香港后，曾在一些上海东说念主的圈子中访问她的下跌，但却无东说念主显露。

到1948到底时，解放构兵已近尾声，上海的不少金钱者纷纷去了外洋，舞榭歌台等文娱业逐步萧疏下来，吉好意思金乐队虽还在新仙林中伴奏，但已盛况不再了。

1952年，上海取缔营业性舞厅，菲东说念主乐队不时离沪，吉好意思金也从此掩旗息饱读，只传闻他成婚生了犬子，太太是个那时给上海丝绸公司拍出口服装告白的模特儿，但不几年便离婚了。到1958年时，传闻他未婚去了安徽，据说是当作社会无业安闲东说念主员遣送到那处去从事办事的。

再听到他的音信已是二十多年之后了。80年代中期，江苏电视台将我的长篇纪实演义《伴飞》改编拍摄成电视都集剧，我到南京去看脚本，在落成不久的金陵饭馆大堂招待处办理入罢手续时，听到有东说念主在背面唤我，回头看去，原本是那位当过吉他手的周姓同学，从文革开动后便没再见过面，只传闻他也受到冲击。此处不测相遇天然甚为情愿，先问起那位姓陶的同学。他告诉我那东说念主已在文革中逝世了，接着他又告诉我，我方是参加一个老年爵士乐队受聘到这家饭馆的顶层旋转餐厅中来演奏的，这支乐队的工头即是吉好意思金。

当晚我便到顶层餐厅去就餐，在乐队开动演奏前，同学引我去见吉好意思金。我见到的已不再是三十多年前站在新仙林乐台上阿谁衣饰清醒、意气轩昂的年青东说念主，而是头发染得过分乌黑，满脸皱纹，瘦小而显得干瘪的老者。我能细目，他已完全不紧记我了，但却温顺地拉着我双手，说我比当年并无多大改革。在脸色和口吻中含带着些助威的意味，我料想也许是因为那时能住进金陵饭馆的东说念主并不是好多的启事。

那时我因写稿而有了些薄名，因此在进餐时，这家饭馆的餐饮部司理过来向我作了自我先容。据他说，这支乐队恰是他组织起来的。饭馆落成之初，他以为顶层餐厅中最佳能有一支乐队演奏，这么能提升餐厅的品位和蛊惑更多顾主。他探听到在安徽马鞍山市有一位退休老东说念主是以前上海有名的爵士乐手，便有益赶到那里去请他"出山"，这么便由吉好意思金召集了几位当年的一又友和同业，建筑起了这支六东说念主老年爵士乐队。据那位司理说，有了乐队之后，生意确乎好了不少，还常有香港和北好意思总结省亲的东说念主专程到这里来吃饭和听乐队演奏，问起来都是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期从上海到外洋去的东说念主，大都是意志或知说念吉好意思金的。

这支乐队奏的险些全是40年代的番邦流行"金曲"。我点了一首《我常常追赶彩虹》(《 I ' m alawys chasing rainbows 》)。这首乐曲是字据波兰乐圣肖邦的钢琴协奏曲改编的，旋律十分优好意思，但不知是何原因，这些年来，非论在上海，在香港，在好意思国，在电台节目或卡拉 OK 碟片中都莫得听到过。

我独坐在餐桌边，渐渐地喝着茶，听着那宛如鸿篇巨制般的音乐旋律，回忆着我方的少年和后生时光。转瞬之间，已有若干个岁月从咱们身边流以前了。对面乐台上的这支爵士乐队已被冠上了"老年"的称号。正和上海和平饭馆的那支乐队相通，正因是"老年"，才气蛊惑来更多顾主。东说念主，老是容易受兴趣心驱使的，中国东说念主、番邦东说念主都是如斯。

那回我在南京呆了三天，但莫得契机再到阿谁顶层餐厅中去进餐。离开饭馆前，仓卒找那位同学说念了个别，没再见到吉好意思金。

两年后，我在上海传闻吉好意思金乐队转动到上海的衡山宾馆去演奏了，那位姓周的同学除不绝当吉他手外，还兼任男低音歌手，专唱番邦怀旧金曲和乡牧歌曲。再不久，又传闻吉好意思金因腹黑病突发逝世，群龙无首，这支乐队立时便罢了了。

又过了两年，那位姓周的同学也因脑溢血陡然逝世。

1994年头的某天，我在香港嘉禾电影制片公司里，同那家公司的副总裁、闻明专栏作者蔡澜兄漫谈，他提及很想拍摄一部描述上海老年爵士乐队的故事片，问我是否熟悉这方面的题材。我告诉他，在沪港两地以写当作业的东说念主中，只怕不会有东说念主比我更熟悉这题材了。于是两东说念主便津津隽永地商讨起来，何况议定由我编剧，他当监制，到时再找一位高水准的导演，拍成部别开生面的音乐艺术故事片，天然同期也得欺压生意性和可看性。

为了确保脚本能通过和投拍，那时还约定由我定出个详备提纲，交给公司的雇主和艺术部门商讨，免得以后反复修改，崎岖费时。

我接受了这冷漠，但那时我正应约在香港六合典籍有限公司写一部计算从上海去的香港大毒枭李裁法的长篇纪实演义《毒枭》，并需要在当年的香港国际书展之前出书。这么，那篇电影提纲便拖了好几个月才完成，这便错失了时机，因为香港的电影市集已开动走向低迷，何况赶快滑坡，电影制片商们足够选拔极为审慎的立场，嘉禾虽是香港最大的制片公司，但也不例外。这么，摄制这部电影的筹画便放置起来了。

制作电影的筹画搁浅了，但构念念和提纲却都有了。于是，我回到了写演义的本行上，字据提纲写成一部长篇演义，起名为《爵士之恋》，交给《香港经济日报》副刊连载后，1995年由香港金冠出书社出书。福建省的大型期刊《海峡》1996年第一期也全文转载。

有看到这部拙作的一又友问我："你书中的阿谁主东说念主公金彼得是不所以吉好意思金当作原型来塑造的？"

我的修起是：其中有一部分他的影子，比方家庭布景和学历是交流的，某一部分履历也交流，走时也有交流之处，但大部分的履历和走时却采自其他东说念主或是由我诬捏的。此外，吉好意思金当作一位爵士乐手在本事上也许比书中的金彼得高尚，但他并不具备金彼得所具有的说念德田地和东说念主格力量，因此决不行浅易地料定金彼得的原型是什么东说念主，应当是个组合体。

但我也得承认，在我写那本书时，目下曾不啻一次出现过吉好意思金的身影﹣﹣从以前到当今的：一个元气心灵充沛、意气轩昂的小伙子和一个窘迫年迈而又强作欢颜的老者。

《 Time wait for no one 》(《时光不待东说念主》)，我也想起了这首歌曲，那是首旋律优好意思的慢华尔兹舞曲，是吉好意思金大乐队在新仙林舞厅中常常奏的。

孙树棻，1933年1月10日生于上海，别名树棻。祖籍浙江绍兴天天德州app中国网入口，出身银行世家，其后家景中落。1954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政法系。历任矜重，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专科作者、第五届理事。1993年移居香港，成为香港目田写稿主说念主与报刊专栏作者。1963年开动发表作品。1982年加入中国作者协会。著有长篇演义《姑苏春》、《伴飞》、《毒枭》等，中篇演义《深夜千里》获上海市首届体裁作品奖。晚年专述海上旧事，著有《上海旧事：终末的玛祖卡》、《朱门旧梦》等。2005年9月2日病逝于上海，享年73岁。